中国的市场分割会导致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下降吗；产品关联、市场邻近与企业出口扩展边际；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际创业的影响：制度视角
[摘要]本文在构建市场分割影响中国企业附加值贸易的理论框架基础上，采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整合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检验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虽然市场分割政策对地方而言是一个占优策略，但是会企业的规模经济收益，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创造贸易附加值的能力。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市场分割会通过促进中间品进口、创新和提高加工贸易占比三个渠道降低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同时，从不同所有制看，市场分割对民营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负面效应显著大于国有和外资企业；从贸易模式看，市场分割对一般贸易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负面影响远高出对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从地区划分看，相比于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受到市场分割的负向影响更大；从行业要素密集度看，市场分割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负向影响大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本文发现中间品贸易化和上游垄断会强化市场分割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负向影响。通过打破地域间的分割、有效削弱市场壁垒、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和做法，是提高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推进“中国制造”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和构建新体制的重要径。
[摘要]以来，中国的产品几乎销往所有国家，产品种类则几乎覆盖了国际贸易的所有部门。这一现象虽然受到了学术界广泛关注，但其原因一直缺乏科学解释。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出口数据和CEPII-BACI数据测算了中国企业新增出口关系与企业所在城市其他企业的出口产品关联和市场邻近，检验了产品关联、市场邻近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出口范围扩展速度在样本区间呈上升趋势，但新增出口关系多为低技术产品，将已出口种类产品销往新的市场是其扩展出口范围的主要方式。企业在扩展出口范围过程中存在一定径依赖，与当地其他企业的产品关联和市场邻近有助于提升出口扩展边际表现，并且这一结论非常稳健，而企业与自身的产品关联和市场邻近则表现为替代效应。产品关联和市场邻近对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存在群体差异，依赖于出口扩展边际类型、产品技术密集度、企业所在地区以及贸易类型特点。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提升中国企业出口扩展边际的表现具有重要的政策。
[摘要]本文基于2003—2013年52个国家（地区）的GEM非平衡面板数据，结合制度理论和吸收能力理论，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制度与东道国国际创业的概念模型，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制度对东道国国际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总制度均对东道国国际创业具有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正向调节东道国总制度与东道国国际创业的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调节效应在发达国家（地区）主要通过降低创业失败率和提高东道国吸收能力实现。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道国总制度对东道国国际创业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管制和规范对国际创业的影响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总制度与东道国国际创业关系的调节效应主要体现在对管制与国际创业关系的调节方面。本文据此提出了优化管制、健全规范、完善认知、合理引导外商直接投资以促进中国的国际创业的政策。
[摘要]本文构建了一个基于企业资产专用性的委托代理模型，用于分析不同的政商关系对产业政策治理“潮涌现象”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扭曲的政商关系下，企业与地方会利用信息优势来规避产业政策，从而导致产业政策在治理“潮涌现象”中的低效甚至无效。模型结论表明，受扭曲的政商关系的影响，地方的产业政策是无效的；中央有效的产业政策不是简单的疏导性的，必须包含支付给企业与地方的信息租金；中央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产业前景与企业的资产专用性程度，不同产业的预期前景差异越大，企业的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产业政策越趋于无效。本文利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政商关系对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作用及影响机制，为“潮涌现象”的研究提供了的微观基础，同时为探讨新型政商关系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通过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以提升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
[摘要]本文在构建反映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的指标基础上，采用2013—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数据，检验“互联网+”对传统企业业绩的影响，以及影响的机制与径。研究发现：传统企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即“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公司业绩。与未实施“互联网+”的公司相比，实施“互联网+”的公司每股收益平均提升了约31%，而资产收益率则平均提升了约24%。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互联网+”通过差异化这个中介变量，促进了企业业绩的提升；而成本领先并不是一个有效的中介变量，“互联网+”并未通过成本领先影响企业业绩。盈余质量影响了“互联网+”与企业业绩的关系，盈余质量更好的公司实施“互联网+”的效果也更好。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推进互联网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进“互联网+”国家战略在传统企业中更为有效的实施。本文的研究有一定的理论贡献：Porter强调差异化和成本领先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充分条件，而本文的研究则发现，在互联网下，成本领先仅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企业须兼具成本领先与差异化，才能获得竞争优势。
[摘要]以地铁为典型代表的公共交通便利性对沿线商品住房的价格溢出效应已经在既有文献中充分展示，但本文首次提出，地铁的出现还会对住房市场的全局产生结构性影响。本文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阐述相关理论机制，地铁的溢出效应不仅体现为周边房价的上涨，也会带来周边新建住房面积的下降；地铁的出现还会对整个住房市场的需求进行空间再配置，特别体现为地铁临近的住房市场会对距离较远的住房市场产生虹吸效应。其后，基于2012—2015年上海市全部60万套新房成交的微观数据，使用渐进DID的方法考察了地铁的出现对周边住房价格和面积的溢出效应。本文的计量研究发现：新增的地铁会使得站点1公里范围内的新房价格上涨26.49%，套均住房面积平均缩小3.25平方米，这两种溢出效应均随着距离的增大而逐渐减弱；空间上产生了虹吸效应，表现为3公里之外的新房价格下降了35.56%，套均面积则平均增加了3.40平方米；虽然地铁的出现对周边住房面积的负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对单价的正效应，但地铁导致的周边住房总价上涨幅度依然显著，1公里范围内住房总价平均上涨了24.82%。本文的研究对于公共服务资本化、公平合理地实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都有很重要的。
[摘要]本文利用2007—2014年中国城市土地出让的微观数据，运用结合特征价格模型的双重和三重差分法，考察了中国高铁建设对城市建设用地市场的多重影响。研究发现：①设有高铁车站的城市比未设站城市的地价平均提高约7.0%，且每多开设一个高铁车站，城市地价还会提高约1.3%；②高铁建设导致设站城市住宅用地和商业服务业设地价格上涨22%和11%，但是工业用地价格下降约17%；③用地行业的平均收入越高，或离市中心越近的地块，土地价格受高铁建设的正面影响越大；④在城市层面，高铁显著提高地方的土地出让数量和出让金总额，为地方间的“高铁争夺战”提供了经验支持。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促成上述结果的主要原因是高铁的“引流”效应，以及地方在出让工业用地和非工业用地时采取“横向补贴”的策略。本文从地方土地出让行为的视角，为高铁建设的经济社会效益评估、高铁对区域经济增长及分配效应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初步的经验。同时，在未来的高铁建设中，要谨防高铁导致区域发展不均衡扩大、商住用地过度开发、强化土地财政而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摘要]迅猛发展的中国高铁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日益显著的影响，因而亟待对其经济效益进行刻画和测度。为此，本文通过匹配1999—2011年中国城市数据、中国高铁网络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定量探究了高铁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结果显示：①高铁开通负向影响了外围城市的企业生产率，效应值为12.46%；分别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和使用其他代理变量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构建了最小生成树作为工具变量来处理内生性问题，研究结论依然成立。②机制探究结果表明，高铁提高了地区市场准入，促进外围城市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中心城市的集聚而对外围城市产生虹吸效应，进而负向影响其企业生产率。进一步，本文依据城市初始交通禀赋、行业要素密集度和高铁站与城市中心的相对距离对机制进行了验证，发现城市初始交通禀赋越低、行业资本或技术密集度越高、高铁站距离城市中心越近，高铁的虹吸效应越明显；高铁虹吸效应的有效范围是高铁站与城市中心30km的道距离。本文的研究表明，提高高铁的经济福利和减少其对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可以从科学控制高铁修建速度、优化高铁站选址和培育地区特色产业等方面着手。
[摘要]产业集群中关联企业之间存在地理、制度、认知上的高度邻近性，导致知识高度溢出和技术快速模仿，出现大量侵权行为，严重遏制了集群的创新活力。集群情境下，企业基于“单打独斗”的“独占体制”缺位和“隔离机制”失效，需要借助中间组织的特定制度安排来达到治理知识资产的目的。本文结合独占性视角与性视角，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浙江省内5个产业集群进行了探索性案例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集群企业知识资产治理是集群情境下对集群参与者的创新活动存在激励和约束作用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同时包含基于“单打独斗”的独占性机制与基于“集体行动”的性机制；在中国当前知识产权体制和知识产权意识背景下，集群企业知识资产治理以性机制为主，独占性机制为辅；从独占性到性，基于制度创业，本文打开了集群企业知识资产治理的黑箱，建构了“集群企业知识资产治理—创新性压力—治理绩效”的从创新中获益的逻辑架构。
[摘要]随着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的迅速发展，其国际化战略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但现有研究忽视了新兴经济体企业资源的特殊性和国际化制度情境的多样性及其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本文基于制度理论和资源基础观整合视角，构建了一个“国际化情境—战略选择—企业绩效”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地分析了新兴经济体企业所面临的制度—资源二元交互驱动的国际化战略决策情境，及其对新兴经济体企业国际化战略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新兴经济体企业在国际化中面临三种情境，即制度顺差并拥有商业资源优势、制度逆差并拥有商业资源优势、制度逆差并拥有资源优势。新兴经济体企业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境，选择与之匹配的国际市场进入战略和东道国品牌战略。当面临制度逆差且具有资源优势时，选择低资源承诺的进入模式和基于母国形象的品牌战略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当面临制度逆差且具有商业资源优势时，选择中等资源承诺的进入模式和基于企业形象的品牌战略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当面临制度顺差且具有商业资源优势时，选择高资源承诺的进入模式和基于东道国形象的品牌战略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
属蛇的今年多大本文由来源于325棋牌 325游戏中心唯一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