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有多大？湖北如何逆势奋发？金融如何助推经济发展？9月13日，2015中国宏观经济（武汉）论坛暨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在汉举行，林毅夫等5位著名经济学家集聚东湖，围绕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宏观经济及金融等热点问题展开研讨，为经济新常态下地方与企业的发展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十三五”国家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副林毅夫，就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与转型升级做了主题。他说,最近,中国金融市场的波动引起了全球市场震荡,导致整个国际社会对未来前景的担忧。中国经济为什么大家这么关注？因为从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对全世界经济每年发展的增量贡献在1/3以上，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
从2010年开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滑，林毅夫认为这种下滑更多是外部性的、周期性的原因。因为国际经济还未走出2008年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他说,我国经济在出口放缓增长无望的情况下,应大力发展投资经济,在产业升级、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环保等方面加大投入。我国产业升级的空间非常大，这些升级都有很高的经济回报，也有很高的收益。目前我国积累的公共负债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多一点，这在全世界是处于最低水平的，现在提出用地方债来置换投资，我国民间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50%，是全世界是最高的，用的钱来撬动民间的钱，有了投资就会创造就业。在2015年实现提出的7%的增长目标是完全有可能的，如果按每年7%左右的增长，到2020年我国的人均P可达到12615美元，国际上把12615美元作为一个门槛，跨过这个门槛就是好的,这个条件完全存在。
林毅夫称,在全国经济下滑的情况下,目前湖北经济还处于全国前列。他希望湖北能够利用区位优势、教育资源优势、人才优势、产业基础优势做大做强湖北经济。
作为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更多从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来分析中国经济走势。他认为中国经济当前应防范最近几年累计的金融风险。
他称,中国经济下滑除了国际经济等外部因素外,更多是结构性因素。他认为目前国际市场上出现结构性的变化，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下滑很可能在未来5到10年不能得到恢复，反映到中国的出口目前为止是负增长，未来几年很难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他说,从国内因素来看，包括劳动力市场、经济结构的调整，很可能也会面临经济结构性的调整期。这种经济结构调整在中长期有利于维持中国可持续或者更加健康的发展，在短期必然带来转型期的阵痛。从未来几年来看，结构性的调整仍然会持续，尤其在传统行业和新兴产业调整过程之中，企业怎样寻找自己最佳的，可能是每个企业都会面临的问题。他说,金融体系在过去几年累计了一定的金融风险，未来几年解决债务问题，重点防范金融风险，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
他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上做一些协调。从财政政策上，积极采取减税措施，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让企业增强还债能力。从货币政策方面，维持相对低利率的，央行设立通胀的下限目标，尽早脱离通缩现象。积极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建立企业和金融机构相对有序的破产机制。他说,金融的核心是发展多层次、多渠道的融资模式，我们应该随着金融市场的变化相应监管框架和模式，尤其是防止监管的缺失和监管套利现象。这些因素加起来可以更有效地防范目前的金融风险，也为我们在中长期维持比较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打下更好的基础。
“2013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达到了10%，2023年65岁以上老人首次突破20%，中国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深度老龄化国家，到那个阶段P的增长速度会大大下一个台阶，中国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只剩8年的时间。”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分析认为,中国要想避免未富先老,最需要速度，唯有转型、才能给中国经济找到出。
他说,现在中国有两个指标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一个是人均期望寿命，另一个是平均受教育年限。我国20到24岁大学生入学率的指标超过法国、挪威、等很多发达国家，高素质的未来的劳动力是我国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如华为集团一年要招一万多个学计算机、通信专业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经过培养，如果5年不被淘汰，论技术水平，他们和欧美同等技术水平的工程师相比，工资只有人家的1/5，但是我们工作的时间是人家的两倍。中国将来产业结构的升级从人力资源方面来讲，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有这么多可以充当廉价工程师的优秀人才。除了人力资源以外，中国还有巨大的市场，13亿人口在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大市场里面，可以为高科技企业提供更多市场机会。他称,今后我们将投资投向技术研发，中国未来8年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
“未来两到三年科技型创新企业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表示,我国有很多企业是有全球竞争力的，如华为、中兴、小米、联想、海尔、格力、美的等。现在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的时间。
创新怎么做有很多具体的因素，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金融体系要能推动创新，他认为,我国的金融体系数量已经做上来了，但是结构、质量还有问题，其中一个非常突出的指标就是对于金融体系的干预还比较普遍，比如说央行对利率有干预有管制，对汇率有干预，对信贷有一定影响，对跨境资本流动仍然有管制，我国的金融体系很大，机构很多，规模非常大，但是市场机制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现在企业经常说融资难、融资贵，说明我们的金融体系没有特别好的运转，如果我们要创新创业，需要金融进一步地。
他称,金融要达到三个方面的目的：第一，要改进资源配置效率；第二，需要更多的机构、更多的渠道来支持创新、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第三，要控制金融风险。黄益平认为要降低准入，要有更多的机构来进入市场，增加竞争 。包括国际金融机构到中国来和中国的金融机构到海外去。下一步要做的是利率、汇率、建立国债收益率，最终的资源配置和定价让市场来做，不是由来干预。
他说,过去放贷主要是靠银行，未来要有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创投、、私募基金，他们可以直接用股权投资的形式支持创投企业，支持创新创业。还有更多的资本市场，不但是主板，还有新三板、新四板、创投板等多种渠道的形式都会发生改变，
“我个人希望我们的小贷公司、互联网金融不但能够快速发展，也能把它纳入到一个比较正规的监管体制中，一方面可以对企业融资作出贡献，同时也把它纳入到正规的监管体系中，它的风险可以得到比较好地把握。”黄益平称,未来我们要做的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中国资本市场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融合程度会不断提高。总而言之，是一个全方位的改变。
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宋国青则对投资报酬率和市场利率进行了分析,他说,过去四年中，我国的投资报酬率在下降。
“我们现在讲投资，要不要投资，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投资到底怎么样合适？还是要看投资报酬率。”他说,短期的因素，周期性的因素，可能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得到调整，但是趋势性的因素无法改变，如果经济下降的速度比较快，投资报酬率会更快下降。
他说,基础设施投资在若干年以前的潜力很大，现在的情况在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投资要更加精细的计算。基础设施投资不投问题很大，但是投入行政管理体制进行的投资，就是有利大家均沾，各级都投，结果该投的地方可能还不够，不该投的地方重复建设。通过市场机制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真正把地方债的发行推到市场上，地方要有一些约束机制，防止把钱花到效益不高的地方去。
他分析称,未来几年投资还可以继续进行，但要特别注意投资效率，特别要突出一个指标就是投资报酬率，通过这次外汇的变化可以更看出来投资报酬率到底有多厉害，因为国际资本的流动朝着认为利润比较高的地方去，最终就是对着投资报酬率比较高的地方去。
他说,如果未来投资效率不高，整个社会的投资回报率会继续持续下降，后果还是很严重的，不仅是国外的资本要撤离，国内的资本也想换一点美元或者是外汇，一个人可能不多，但是十几亿人加起来影响就很大。过去的利润很高，投资报酬率在某些方面很高的情况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后再期望企业找块地盖房子，赚大钱，挖到一个煤矿就开始赚大钱，个人买一套房子马上就可以赚到很高的投资回报率，这个情况基本过去了，也许未来会有一些小产业出现一些情况，但是大部分没有这样的情况。无论企业还是个人，从投资的角度来说，要脚踏实地，不要不在乎小钱，不要老想大钱，做很高的梦，就个人投资者来说，去年股市火爆的时候，8%的利率都敢借钱炒股票，作为一个风险比较高的投资项目，放一些资金进去也可以理解，但是用高杠杆借钱投资股票显然是一些过度的想法，与过去几年炒房子有一些关系。
他说,对于未来经济情况的估计，有很多方面是理想和期望的东西，毕竟现在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投资报酬率在下降的趋势，短期内很难看到扭转一些东西，需要从的政策方面，从个人投资和企业投资角度上把握这些变化，把握比较合适的投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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