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偷东西被发现以来，随着我国国际交往的发展与深入，反映国家经济安全的经济自主能力与经济控制能力问题越来越突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逐步成为理论界和实践界的热点、焦点、难点。然而，国内学者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数量上虽然不少，但由于研究历史短，研究质量上自然还存在诸多问题或误区。本文针对突出的五大问题逐条剖析，希望能有助于提高中国经济安全研究的科学性。
泛化是指有意无意地过度扩大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将凡是到国家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因素(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都囊括到国家经济安全的研究范畴之中，即把国家经济安全当成一个筐，将国家经济风险、国家经济稳定、国家经济增长、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进步，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等内容都往里装。
研究的这种“泛化”至少有如下弊端：第一，研究问题过多，通常会模糊研究对象，没有找准真问题，不利于问题的深度挖掘；第二，研究范围过宽，在同样的投入条件下，要么力量分散该强不强，要么出现大量重复的情况；第三，不利于针对特定研究对象创造特定的研究方法，研究效率与研究效果大打折扣。
要避免研究的“泛化”，就要抓住“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核心。根据目前国情，笔者倾向将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定位为“通过加强自身机制的建设，使我国经济具备抵御外来风险冲击的能力，以我国的经济在面临外在因素冲击时能继续稳定运行、健康发展。”该概念强调两个方面：其一，外部冲击是源头；其二，“过程”安全是重点。
是指采取“拿来主义”，生搬硬套国外对国家经济安全已有的研究方法和参照标准，忽视对本国国情的理解和考虑。面临各种形态、经济水平、、文化和时代背景，每个国家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界定和看法都有所区别，由此，其经济安全观及其特征、经济安全所涉及领域、主要任务也不同。直接套用别国经验，不但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反而可能削足适履。
比如，“巴塞尔协议”中所体现的“以资本约束风险，进而保持银行体系稳健性”的思使得资本充足率成为作为金融安全能力的银行资本质量监管的核心要素。资本充足率是资本（所有者权益）总额与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比例，用以反映商业银行以自有资本承担损失的程度。然而，我国的金融市场并未完全，金融机构大体是国有。因此，在运营的外部上，我国银行业的经营风险会低于金融市场相对更、金融交易相对更的国家。进而，在判断我国资本充足率是否充足时，不应仅与《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做参照和对比，更应结合我国金融市场运行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处理。
国家经济安全研究的功能之一，就是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信息和，如果研究过程脱离了具体国情的考虑，研究方法仅停留在模仿、借鉴、套用的层次上，那么所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必将与实际脱节，其科学性、实用性都值得质疑，若将此结论付诸实践，轻则无益、重则有害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的发展。
比如，对于中国来说，由于人口增多，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以及消费结构变化，中国粮食需求呈刚性增长。对此，很多学者认为粮食自给自足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并提出进口规模必须控制在总需求的5%以内。然而，随着产量的增加，粮食生产的生态成本增加，比较优势降低，边际产量减少，我们需要在发展本国粮食生产的同时，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适当扩大粮食进口，获得更多比较利益。
对经济安全研究重点和判定标准要经济的变化和发展。比如，对一些短期较稳定的指标，像人均粮食产量、粮食产量增长率，每十年或每五年对其安全的判定标准进行调整；对变化趋势比较明显或增减波动幅度较大的指标，像CPI，每五年或每三年对其判定标准进行修改，这样得到的政策结论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践。
比如，从系统的角度看，国家经济安全应包括两个方面：经济安全条件和经济安全能力，这二者并非相互，而是相互影响。以对外贸易依存度或外国直接投资依存度为例，虽然对外依存度提高会弱化安全条件，但通过借鉴学习国外的管理方法、经营机制、创新等，经过激励和压力的作用，也许安全能力会得到较大的增强。二者抵消后，国家经济安全可能就会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区域。
运用指标体系研究国家经济安全有其天然的优势———易于量化，便于对比，简于操作。然而，指标体系也存在局限性。由指标得出的结论常常只是固定的、的数值，只能反映问题的某一方面或某几方面。因此，有必要运用其他研究方法对指标法予以补充、修正和完善。这是因为，对信息掌握的全面性、对研究角度的多样性要求，是社会科学相对于自然科学的更加特别之处。自然科学研究可能存在单一指标、单一方案，而社会科学则常常必须依赖多种途径、多条措施，需要多管齐下。